台式民主是对中华文化的背弃
编辑：admin 日期：2020-01-08 08:37:00 / 人气：
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有论述。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可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中国著名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儒学大师梁漱溟在总结民国乱象时也认为：“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全然不是某个人的罪过，全然不是零碎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刺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中国文化的命运》）
从历史上看，台湾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偶然因素与美国压力合二为一的结果。历史偶然因素，是指八十年代台湾情报部门联合黑社会“竹联帮”远赴重洋，在美国暗杀了《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华人江南（事后证明他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线人）。
华裔美籍记者刘宜良，笔名“江南”
真相曝光后，蒋经国不得不把当时掌管情报部门的儿子、实际上长期培养的接班人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权力中心。随后不久，蒋经国宣布蒋家再也没有人会“选总统”。
美国压力则与中美建交有关。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成为事实上针对苏联的“准盟友”，台湾遏制大陆的历史性作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要求台湾移植它的政治制度。
蒋经国在自家人接班无望、美国压力又无法抗拒的情况下，只能接受。从根本上讲，台湾以西方为榜样的民主化并不是自身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加的结果。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张纯明在其著作《中国政治两千年》中指出：“各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于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贡献的制度，很少是由于人力的悉心规划，大部分是历史演化的结果。”他进而举例称：“英国内阁出于‘枢密院’，‘枢密院’是君主的顾问机关，后来因为人数过多，不够机密，故择其中比较可信任者四五人，入直襄赞，委以心腹至意，是为内阁。此四五人皆君主的私人，非国会所能控制。经过若干时期，内阁才由君主的个人的顾问机关而变为对国会负责的机关”。
一方面，台湾今天的政治制度来自外部的示范和压力，另一方面它已有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这种政治制度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
所以这种矛盾和冲突决定了台湾现行制度的表现难以超越“两蒋”时期。这也是为什么历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蒋经国都是排名第一的领导人。或许有人认为今天的台湾远比“两蒋”时代自由。但自由毕竟不是唯一的标准。上世纪六十年代越战时，南越远比北越自由，人们可以游行示威，也可以投票，媒体到处充斥着对政府的批评。可是另一方面南越极其腐败、政府非常无能，社会腐朽，妓女等社会丑恶现象泛滥。南越的自由和腐败、无能、腐朽等是连在一起的。自由不但没有任何吸引力，相反被污名化。所以北越才能在道义上占据上风，并最终击败了美国以及其直接支持的南越政府。
现在台湾也正面临着南越困境。我到台湾时，《天下》杂志刊出独家2020“国情”调查和20年数据回顾，其中有这样一个结论：“台湾虽越来越民主、开放、多元，却也越来越停滞、退缩、忧郁”。台湾的民主正在和“停滞、退缩、忧郁”这样的字眼连在一起，如果这一趋势无法改变，台湾的民主将南越化，也终将步上被统一的命运。
从实践的层面讲，以我二十多年的观察，中华文化与来自西方的政治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华文明有一套依靠道德和知识文化来治理国家的政治体系。所以在前现代社会，尽管中国疆域广阔，交通落后，中国依然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辉煌。
梁漱溟说：“中国用道德代替宗教”，从而“安排伦理名份以组织社会、设为礼乐揖让以涵养理性”。所以在政治上追求“外儒内法”、“外圣内王”。中国先哲当然知道政治是对权力的争夺和使用，其丑陋和残酷都是触目惊心，如果用其本来面目示人，则政权的合法性、凝聚力荡然无存，所以才需要道德的外衣，以维持政治的神秘性和敬畏感。
然而西方的政治制度建立在透明性、竞争性基础之上的，于是乎，选举过程中任何一方无所不用其极。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几乎一生的污点都被曝光，双方的选战简直到了少儿不宜的程度，以至于中小学校都无法再组织学生观看辩论直播——观看是为了达到接受民主现场教育的目的。
自从台湾引进西方这种政治制度之后，政治风貌也随之大变，谣言、中伤、抹黑、“抹红”、“抹黄”横行，整个社会一到选举就乌烟瘴气。这次大选，韩国瑜所有的亲戚包括小舅子、及其过往都被挖出来攻击。
图片来自台媒
只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带来真相。这次选举的第一场政见发表会上，偏蓝的中天新闻台，当韩国瑜讲完后，它就长时间插播广告；偏绿的三立电视台，当蔡英文讲完后，也是如此，想看一场完整的政见发表会都不容易。有一个名嘴在观看挺韩及罢韩游行时，不得不同时使用两个电脑，分别收看不同立场的报道。
所以经历这种政治过程后，胜选者早已遍体鳞伤，在注重道德的中华社会，其政治应该具有的庄重性、严肃性（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则丧失殆尽。所以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都无法得到台湾社会的尊重。
钱穆曾对比西方和中国人才产生的不同：“一从众，一从贤”。西方是靠民众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谁票多谁就获得权力。这是西方可以产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冲动）的原因。中国的标准则是一个人的贤能。台湾引入西方选举方式也是与中国政治传统“选贤能”相背离，这也是为什么台湾民主化这么多年，黑社会也堂然皇之进入权力殿堂，甚至出现黑社会大佬在“议会”放肆质询警察局长的现象。
另外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残酷、丑陋的政治运作和斗争并不会把无辜民众卷入。固然可以说是政治把民众排斥在外，但也避免了民众成为政治人物的炮灰和牺牲品。但在台湾，选举式民主就不得不对民众进行大规模政治动员。政治动员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仇恨、恐吓与利益承诺或者说收买。台湾二十多年来依旧如此。就在今天，国民党方面说这是“中华民国”生死存亡之战，民进党则说是台湾“主权”生死之战，仿佛选错就要毁灭，以恐吓手法动员民众投票。从实践来看，民众显然无法识别政治人物的真正用意。陈水扁操弄“台独”议题骗选票屡屡得手，最后下台是因为贪腐。加入日本籍的“台独”人士金美龄说过：“即使陈水扁罪大恶极，只要他搞‘台独’，就支持到底”。何来觉醒？
台湾自称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儒家社会，温和有礼，但一到大选季，整个社会变得狂热极端，不符社会良俗的行为随处可见，甚至超越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仅影响选举的“子弹事件”就发生了两起。过去，有人说，台湾最可爱的是人，但这是在不涉及政治的前提下。台湾移植西方民主这么多年了，民进党民意代表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竟然还能说出“主张统一就是叛国”这种完全背离西方民主价值观的话。这得有多么大的政治仇恨啊，毕竟“叛国罪名”之下，人人可以诛之。
同样的，在香港，一向以法治著称，民众日常也十分和善，只是一旦被政治卷入就变得疯狂和暴力，理性不存，面目狰狞，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设施，对无辜者大打出手。
今天的台湾，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可以结婚——西方都做不到，要想结婚必须一人改变信仰，可见中华文化多么温和包容，但政党不同的人则不行。由此可见，西方这种政治制度对中华文明的侵害。
康德说过：“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有台湾“第一民主战舰”之称的前民意代表朱高正（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康德）在任内就曾公开重申这个名言，可谓一语中的。更重要的是，以大量政治动员把民众卷入权力争夺的方式，最终效果并不好：任何政党政赢得选举后，就很快把民意抛之脑后，甚至腐化。强烈不满的民众把它们赶下台后，另一个饿了八年的政党卷土重来、重蹈覆辙。到现在已经政党轮替三次，每次到最后都是天怒人怨。
当然，人类发展到今天，民众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是表达民意和政治人物获取民意必不可少的。但是否只有西方这一种模式？必须将民众卷入残酷、丑陋的政治运作和斗争？尤其是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民意的表达和获得从技术上早已不是问题，还有必要继续采用西方模式吗？一个工业时代的模式还能适应信息时代吗？
其实大陆已经做出了探索。一方面我们有民本传统，政治的本义就是民众的利益，还有天命观、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引入立法机关（人大）、咨询机关（政协），即使强调法治也仍然保留传统的上访体系。至少从结果看，民意还是得到了相当的尊重和有效的反馈。早在2013年，日本《外交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政府回应民众要求是中国政治信任度高的最重要原因。
有一次在“美国之音”辩论中国式民主，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东西方的不同。西方的模式如同请一个保姆看孩子，保姆对主人自然言听计从，干的不好也会被解职，但保姆不会对孩子有亲情，从人性角度讲也没有工作积极性，只是为了报酬；现实中政治人物也一样，比如德国的市长只要是没有薪水的，便没有人愿意去竞选，平时嘴上讲的拜托选民给他一个为民众服务的机会便现了原形。所以，主人也不会相信保姆，往往要配有摄像头或者再有其他人监督。中国模式则如同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看孩子，权力很大，对如何看孩子有决定权或发言权，也很少受到批评和监督；但对孩子有亲情，主人也都完全放心。
二是中华文明是人情社会，缺乏西方这样的法治精神，但西方政治是建立在法治传统之上的，两者之间冲突是很自然的。
以这次台湾地区选举为例，各政党候选人的党内初选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全社会都在关注。国民党和民进党明明已经有成熟的初选机制，可是国民党在面对韩国瑜这样特殊的政治人物、民进党在面对现任领导人蔡英文遇到赖清德挑战的情况下，都因人设事重新制订了一套选举方案，制度为人让路，连早已确定的选举时间也一再推迟。不过，从这个角度看，赖清德在政治上实在是过于不成熟，以为可以信赖制度。
赖清德、蔡英文 图片来自台媒
这也并非以“民主进步”自称的民进党第一次因人设事。早在2000年大选时，为了能让陈水扁参选，专门制订了新的选举办法，以干部推荐制取代参选人登记制，直接跳过党内初选，史称“陈水扁条款”。此举直接导致刚刚卸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退党，单独参选。上一次大选国民党则更为荒唐，通过初选机制选出洪秀柱后，又以其民意支持度低为理由废掉她的选举资格，另外征召朱立伦，完全视制度如无物。
类似的重大政治事件太多了。2004年陈水扁提出“公投绑大选”，声称公投不过宁可“总统”不当；结果公投没有过，公投结果对他也没有任何约束力。说到这里，不妨看看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来后，支持留欧的首相卡梅伦辞职，接任的梅首相尽管是留欧派，但上任后也必须遵守公投结果。三年多来历经风风雨雨，无人敢逆公投之民意。
除了重大政治事件，人情社会对制度的扭曲更是发生在日常运作上。比如市政“议会”质询，经常没有几个人，因为多数“议员”都忙于选民的红白喜事、家长里短和处理纠纷去了，否则到选举时就没有选票。我在台湾时，经常遇到有人举办婚礼，最醒目的位置一定摆着政治人物送的花蓝。这种现象也台是湾独有，即便非洲都难觅此现象。
人情社会对台湾现行政治制度的另一个损害就是贿选屡屡不绝。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贿选都发生在贫穷时期，教育不普及时代，但唯独台湾已经是发达经济体，教育普及且水准不低，但贿选仍在不绝于缕，原因就在于许多选民不认为是贿选，是一种人情表达。
另外，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不可能涵盖一切，法律空白的地方就要由政治文化来添补，以使机制良好运作。法国和台湾地区的制度有所相似，属于“半总统制”。法国如果出现立法机关和总统不属于同一政党的情况下，总统往往提名立法机构第一大党的政治人物担任总理。这种做法并非来自法律规定，而是一种政治文化。但在台湾，民进党多次面临立法机构国民党占多数的情况，却仍然任命民进党籍人士出任“行政院长”，政党对立、政治空转是很自然的结果。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为了化解人情社会的弊端，制订了严格的回避制度，即禁止本地人在当地为官。但台湾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后，则变成非当地人而不能选。各县市长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可能有选票。中国解决问题的政治传统完全被推翻。爷爷、父亲、儿子一代接一代担任公职，成为台湾常见的现象，而且见怪不怪。12月29日韩国瑜台中造势活动，主持人介绍一位民意代表时就很自然的说：过去是他父亲一直在做，现在他父亲不做了，换他来做了。也就是说人情社会的特点，一方面阻挠了台湾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这一不足还与制度缺陷结合起来，导致放大效应。
此外，中国文化有一个弱点，极易分裂，不易团结。台湾引入西方政治制度后，也同样把这个弱点放大化了，可以说是又一个制度缺陷与文化弱点结合所导致的放大效应。
台湾在“两蒋”时代，面对内外挑战还能有一定共识，但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形同水火。每次选举过后，社会分裂就更加严重。
我在台湾打车，一个出租车司机痛骂民进党搞的民不聊生，生活艰困，再干四年就彻底完蛋；另一个出租车司机就痛骂国民党出卖“主权”，害死台湾。事实上，只要你和不同立场的人接触，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极其分裂且相互仇恨的社会。
台湾的一位“草根网红”馆长曾在很受年轻人喜欢的脱口秀节目“博恩夜夜秀”称：台湾选举选到这样，这么乱，这么分裂，不团结，希望能再次团结起来。只是他不明白，西方这种制度加上中华文明的缺陷，根本就是无解。
当然放眼全球，西方主要国家也正陷入分裂之中。英国脱欧与反脱欧的对立，法国各政党在任何问题上都矛盾重重——甚至面对暴力都没有共识，美国两党和支持者也是无法调和。仅就西方而言，如果这不是文化的因素，那只能说是制度运作的必然。
张纯明说过一至理名言：“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美国杜克大学曾就民主理念在台湾做过大规模民调，有两个民主的定义：一个是，民主就是用选票定期的更替领导人，另一个是民主就是领导人在做决策时想着人民，以人民利益为重，结果80%以上的民众选择了第二个。但事实上，第一个才是西方民主的定义，80%的台湾民众选择的恰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所以台湾非常典型：制度是西方的，精神是东方的。
所以，今天的台湾在偶然因素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移植了西方政治制度，但空有其形式，而无其实质。这也是台湾政治乱象以及整体一再下滑的根源。
最后还是以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个结论作为结尾：“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可能要从传统主旨的调整中去寻找，而不是去模仿外面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放弃他们自己的优点而采用一直以来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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